临汾:如何从花果城变成了霾都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燕 | 山西报道   2017-02-18 11:38:32

图片来源Iwww.linfen365.com 2017年春节,山西临汾没怎么听到烟花爆竹声。年初,这个内陆小城“意外”戴上了全国“污染重镇”的帽子。

1月,临汾二氧化硫浓度屡屡“爆表”。1月9日、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临汾市南机场附近二氧化硫小时浓度都曾“破千”,可说是“酸雾”锁城。

环保部督察组、环保部与省政府组织专家组先后深入临汾调查。

随后,控硫治污攻坚行动开始,所有工业企业要最大限度地限产限排;所有使用洁净焦的居民严禁燃用散煤,严禁燃用和掺混劣质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市区露天摊点、沿街门店严禁使用劣质蜂窝煤及劣质煤焦;市区中心城区155平方公里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燃放烟花爆竹等等。

据说,临汾这次受到环保部的通报批评和约谈,累计追责了好几百人,上任没多久的环保局长也被免了。

春节期间数次亲友相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酸雾”都是当之无愧的热门话题。大部分临汾土著也是才意识到家乡的“霾”和其他地方比还很不一样。

老实说,土著们对这种天气甚至“都习惯了”。记忆中的天常常是灰蒙蒙一片,夏秋还好,一到了冬春时节,常是浓雾蔽日,不见蓝天,空中弥漫着刺鼻的碳味儿,很多人患上了鼻窦炎。“我去武汉上大学后,鼻窦炎自然而然好了。”在新年聚会的时候,一位同学说。

那时,“雾霾”这词甚至还没被发明。在煤炭的黄金十年中,临汾曾是山西省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城市。以煤、焦、钢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一度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也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003至2006年,临汾连续成为中国内地城市的污染前三。

而这些年,正贯穿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少年时代。

“说起来,我们一直都是绿萝。”另一位同学调侃道,大家随即开始嘻嘻哈哈。

玩笑背后更多的是无奈。长久的雾霾笼罩之下,大家竟也不怎么关注空气监测值了,口罩也不戴了。如果愿意,人真是可以适应任何一种环境。

造成“酸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临汾环保部门发布了五大原因:除了焦化、钢铁等工业企业存在跑冒滴漏、违法排污外,对散烧煤、燃煤锅炉污染管控不力是空气中二氧化硫严重超标的重要原因。市区建成区及周边行政事业单位的86台、130蒸吨以上燃煤锅炉基本上无脱硫措施;东城集中供热没有安装在线监测,脱硫装置形同虚设,等等。

这一点,“业内人士”堂哥比较有话语权。“咱们这儿,市区周边焦化、钢铁企业比较多。从全市整体水平来看,工业燃煤量达到80%~90%以上,基础浓度高。但实事求是地说,破千和老百姓烧煤关系非常大。”

“工业排放有个特点,是持续稳定地排。假设夜间违规偷排,不会挑重污染天气排。而且工业排放的影响面要大,全市五六个(观测)点都要破千,不会是一两个点破千。但恰恰是其他点都还不是太高,就是南机场那个点破千了,这和民用烧煤关系非常大。” 堂哥说,这个不能回避。

“你看,尽管这两天(监管)力度非常大了,工业排放控制得比较不错,路上车这么少,不让燃煤不让放炮,但大年三十以后,部分点还是有爆表的情况。”堂哥说。

其实,与2005年前后污染顶峰时期相比,临汾的空气也有过一些好转。2006年开始,市区大量取缔周边煤焦企业,进行城中村改造,上集中供热、“城中村”燃气改造等项目。2012年,临汾还评上了山西省环保示范城市。

“应该说越治理越好,但为啥污染越来越重?”他反问我。

堂哥说,现在是城郊、城中村污染比较厉害,“老百姓烧的煤多了,居住面积也大了,用量增长很快,原来哪舍得烧锅炉呢?”市区4万多户城中村居民没有集中供暖,也不能不烧煤。市政府花大笔费用配送洁净焦置换散煤,还是架不住有人“转手就卖了”,然后偷烧烟煤。

“产业结构、气象条件不用说了,城市建设跟不上,环保也比较被动。”堂哥感叹道,“这也是城市病吧,咱小城市病。”

新年总是那么短暂,我又踏上了返京的高铁,看着窗外昏黄依旧,我心里堵堵的。

其实,记忆中的童年何尝不是“蓝天、白云、红太阳”。上世纪80年代,临汾市区规划种植了柿子树一条街、石榴树一条街、梨树一条街等多条果树一条街。1982年,《人民日报》曾以“临汾城被誉为黄土高原花果城”为题对临汾市做了报道。“花果城”的美誉,一直让临汾人引以为傲。

然而如今,柿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只剩几个泛黑的柿子。谁又不想回到那个曾经呢?

希望今年春节能成为家乡人识霾治霾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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