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克州记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脱贫

曹煦   2016-11-25 10:08:34

《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9月第35期 目录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 | 新疆克州报道

被称作“万山之州”的克州90%以上的地区为山区。《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 | 摄“这里是全疆扶贫开发的主战场。” 在地图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下称“克州”)的形状很像一把倾斜的手枪,克州党委常委刘春的手放在地图上,像是扣动了这把“手枪”的扳机,“脱贫攻坚的战斗号角已经吹响。”

集南疆民族区域、特困山区、边境地区于一体的克州,面积7.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岛大小,90%以上为山区,被称作“万山之州”。这里93%的人口是柯尔克孜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州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或毗邻,边境线超过1100公里;所辖三县一市均为边境县和扶贫开发重点县。

地处中国最西端、自然条件艰苦的克州,目前还有99个贫困村、4.16万贫困户、15.66万贫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发生率居全疆第2位,贫困人口数量居全疆第3位,脱贫固边任务异常繁重。

毫无疑问,这里是理解中国扶贫开发多样性、艰巨性的一个窗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看来,克州脱贫固边,关系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边防巩固和民族团结,关系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贫困是克州最突出的短板,脱贫是克州最重要的民生。”克州党委书记刘会军说,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要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确保与全国全疆同步小康。

恰尔隆乡:当“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时怎么办?

两座大山中间的狭长小路,是克州阿克陶县恰尔隆乡的主干道。这个占地2000平方公里的乡就建在崇山之中,总人口只有1285户5258人。“恰尔隆”意为群山汇集之处,这里是四座大山的交会处,是山的尽头。从远处看,这里的一切都被大山包围。

记者从阿克陶县城到这里,204公里路程走了5个小时,崎岖绵延的盘山道路,几乎寸草不生的高山一座连着一座,单调重复的景象,似乎让人永远看不到走出去的希望。

8月2日午后,48岁的吉朗德村牧民买买提明·巴拉提戴着毡帽、挽着裤腿,坐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和记者聊天。买买提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的这个院落已经来过4批干部,这在以前绝无仅有。“县里、乡里、村里,还有访惠聚工作组,聊的都是扶贫的事。”

因为留在家中的只有买买提明一个劳力,三个孩子中有两个正在上学,这个五口之家2015年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仅为2000元,低于“该户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800元”的新疆脱贫标准。

像买买提明这样标准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吉朗德村有164户627人,恰尔隆乡有835户3167人,阿克陶县有2.4万户89970人,克州有4.16万户15.66万人,全疆有72万户261万人。

时间在这里近乎停止,隐没在云层后面的阳光打在买买提明的皱纹上,他看上去显得不止48岁。“我们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这个穷山沟里,生活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和他的祖辈们的人生履历,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出生于此,放牧于此,终老于此。

让买买提明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三个儿子有望不再复制他的人生。最大的孩子22岁,现在乌鲁木齐上大学;老二今年20岁,在广东打工;最小的孩子18岁,今年高考考了376分,应该可以上个大学。

这个家庭当下最大的支出和收入也来自这三个孩子。“大儿子上大学一年要12000元,小儿子之前上高中一年要4000元,二儿子打工每月能挣2000块钱。”

无论是乌鲁木齐,还是广东,都是买买提明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地方,他告诉记者,“我最远只去过喀什。”

即使是坐在家里看电视,买买提明也是到了快知天命的年纪才实现。2016年2月,恰尔隆乡吉朗德村第一次通电,买买提明交了730元入网费,又充了100元电费,这个家第一次在夜晚有了电灯。

通电以后,买买提明一家有两个最大的变化:一是有了电冰箱,“肉不会放坏了。”另一个变化是睡觉时间晚了,“通电以前晚上只能和邻居聊天,现在可以看电视了。”一台18英寸的电视是他家里最值钱的电器,能收到54个频道,尽管他只能看懂4个维语频道。

和很多家庭一样,买买提明的妻子爱看电视剧,他最爱看新闻,“国家在搞扶贫,电视上总说这个。”

“听说乡里要让我们移民,希望尽快轮到我们家。”买买提明对搬迁充满渴望,“如果乡里通知今天搬,我不用等到明天。”

然而对世居于此的买买提明家族而言,故土难离的情结和摆脱贫困的渴望一样强烈。“即使要搬,也必须有一个(亲戚)留下。”他特意强调,“我弟弟留在这,我们的牲畜都给他放。”

他所说的正是恰尔隆乡乃至整个阿克陶县正在实施的“十户联牧、百户联耕”模式:把有限的牲畜或土地进行整合,动员群众成立以家族、邻里、合作社为单位的中小型联牧或联耕体系,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畜牧或耕种,释放富余劳动力,让更多的买买提明们安心外出务工或移民安置,实现承包者和被承包者互利双赢的目的。

从牧区到农区,从牧民到农民,买买提明期望中也有担忧:“没种过地,不知道搬到山下怎么生活。”

这个家庭眼下最大的困难是,去年11月为了两个孩子上学,从农村信用社贷了2万元,还款日临近,钱还没有着落。

为了偿还家里的债务,买买提明的二儿子今年3月在乡政府的“牵线”下,坐了六天六夜的火车,到广东惠州一个电器厂打工。现在每两周通过乡政府开设的网络聊天室和买买提明“视频连线”,说得最多的话是:“你们放羊挣钱太辛苦,我在工厂挣钱轻松多了。”

记者与买买提明握手告别后,他立刻关掉了电灯。通电至今的半年,他只花了30元电费。

塔尔乡巴格村民米日尼夏,30岁,丈夫意外去世后,她带着两个孩子目前靠低保生活。

贫困户买买提明的妻子站在自家的院子里。塔尔乡:山上山下,两种人生

离开恰尔隆乡,记者沿着叶尔羌河溯流而上,前往距阿克陶县420公里的塔尔塔吉克民族乡(下称“塔尔乡”),这是阿克陶县西南面塔吉克族聚居的一个乡。“塔尔”是塔吉克语,意为“狭窄”,塔什库尔干河流经这里,河谷相对比较狭窄。

通往塔尔乡的200公里山路几乎不能称之为路,沿途山崖陡峭,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不久前因为暴雨造成的塌方和泥石流痕迹随处可见,无数从山上滚落的大小石块,不时在道路上堆成一座座小山,越野车以30公里的时速蜿蜒爬行。

交通的不便让这里近乎与世隔绝,河谷两岸可耕种农田面积极少,只是河滩上仅有的几块沙丘绿洲,畜牧是这里的主要生活来源。抬眼望去,整个河谷里青草也是稀罕之物,人们唯有每天赶着牛羊到山上的草场。“从村里到山上的夏牧场放羊,走路要5个小时,30公里。”塔尔乡巴格村支部书记希热尼·胡江介绍说。

乡政府所在地巴格村,就建在几座大山中间的狭长地带,乡政府、村委会、卫生院等都被装纳在小道两边的平房里。从荒山到民居,土黄色几乎是这里永恒的色调,乡政府院子上空的那面五星红旗,是这里屈指可数的一抹鲜艳。

坐在荒山“包围”中的塔尔乡巴格村村委会里,希热尼·胡江给记者讲了他的六条脱贫“思路”:引导农民思想解放,学习新的技术和文化;加大教育力度,提高就业率;易地搬迁,脱贫一部分人;劳务输出;种植核桃;改良畜牧业,要大畜,不要小畜。

这些听上去普通的举措真正落起地来却并不普通。75岁的巴格村老党员塔什巴叶表示,边远山区的牧民祖祖辈辈以放牧为生,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农业劳动,思想比较懒散。许多牧民除了放牧,也不愿意外出打工挣钱,许多上年纪的人只能靠政府部门的低保维持生活,等、靠、要的思想比较重。只有部分有知识的年轻人和多年在外打工的部分青壮年思想观念转变了,主动外出务工、经商,不仅自己发展好了,还带动村里的年轻人勤劳致富。

记者问他针对这种现象有没有好办法解决,“首先要加大教育力度,让孩子们都上学,多学习文化知识,懂得自力更生,这样才能彻底改变贫困面貌。”塔什巴叶说。

如果说教育是改变贫困面貌的长远途径,那么在塔尔乡党委书记姚强看来,“易地搬迁”则是塔尔乡这种自然环境恶劣、交通极度不便的边远村庄实现脱贫的现实途径。“把山区牧民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农区,让牧民变农民,实现定居。”

姚强的信心,来自于塔尔乡在山下的“分部”。时间回到1999年8月1日,塔尔乡遭受重大洪灾,受灾的三个行政村414户被县政府搬迁到距阿克陶县城23公里的农区搬迁点,搬迁点总规模6.7平方公里。自那以后,塔尔乡辖区分为高山牧区和农区搬迁点两部分。

阿不都热扎克就是最早移民到农区的村民,他从小就在山区放牧,搬迁之前一年来不了几次县城。姚强向记者回忆:当时政府盖好了安居富民房,动员移民搬迁时,牧民们由于长期习惯了游牧生活,都不愿意搬到山下。“有的刚搬下去,没两天就跑回去了。放牧惯了,农活不行。”

从牧民变为城郊的农民10多年,阿不都热扎克坦言,“已熟悉了农业生产生活,不愿意回到山区了。”从他现在的家骑摩托车20分钟就能到县城,“孩子上学、买东西都很方便,不像以前,到县里要10多个小时,连电视也没看过。”

现在阿不都热扎克种了5亩小麦,还养了两头牛、10只羊,农闲时在县城工业园区一家棉花厂打工,每月能挣2000多元。“移民后的新生活,让我开阔了眼界,同时,也过上了父辈们从未见过的好日子。”他现在每年回山区一两次,去看望还在山上的父母和亲戚们,“他们都很羡慕我的生活,都想搬迁到移民新村来,可是山下没有地了,暂时还搬不了。”

阿不都热扎克的故事有望不断被复制。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克州将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因守边护边需要不能搬迁的边民,他们可以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标准,就地改善生活条件。据统计,全疆有11万贫困人口涉及易地搬迁,目前搬迁资金66亿元已全额落实,其中,中央预算内资金11亿元;地方政府发行债券10.7亿元(已注入省级投融资平台);专项建设基金5.5亿元;长期贴息贷款38.8亿元。

吉根乡:边民如何就地脱贫?

已是8月初,护边员普尔汉·塔米尔的羊还很瘦,这让他看上去有些焦虑。

北京时间22点,最后一缕日光还未消失。记者在中国最西边的村庄——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见到他时,这个穿着皮鞋、戴着毡帽,衣着颇为讲究的柯尔克孜族牧民显然对今年羊群的“行情”不太乐观。“马上就该转场(在高海拔地区的降雪来临之前,牲畜要从夏牧场迁徙至秋牧场)了,羊有些瘦,我们这里8月底就要生炉子了。”

吉根乡位于中国最西部,被称作“西陲第一乡”,平均海拔4200米,全乡共有4个行政村、753户2346人。在这个中国最晚迎来日出、最晚送走落日的地方,依然有150户464名贫困人员。

护边员,几乎是这个世代以放牧为生的乡村唯一的“工作”。毗邻吉尔吉斯斯坦的吉根乡,有多个直通境外的山口,护边员的任务就是每天在放牧的同时,巡查负责的边界段是否有人或牲畜越界,发现情况及时上报。

成为护边员也要具备一定条件:身强体壮,有守边护边能力,且一年中有足够的时间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这意味着这个群体要面对无法避免的单调和枯燥,而这一切,58岁的塔米尔坚守了40年。采访当天他连连对记者表示:“比我守边时间长的大有人在,(守边)是我们柯族人的血脉。”

动辄几个月的逐草而居,占据了塔米尔人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如今塔米尔的儿子接过了他的衣钵,记者采访时他正在山里巡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看来,时代进步了,但边民忠诚守边护边的基因没有变,边民对稳疆固边的重要作用没有变,“一座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名卫士”的生动写照也没有变。

在吉根乡,像塔米尔这样的护边员还有很多。现在边民和护边员的补贴标准都提高了,困难的护边员家庭和一线边民实行保障兜底,像塔米尔这样的护边员已经有了很好的保障。

塔米尔家有五口人,去年人均纯收入约4000元,在村里属于中等水平,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草原生态奖补;二是边民补贴;三是护边员补助;四是畜牧业收入。因为畜牧业超负荷,政策性收入成为他的经济支柱,“现在放牧已经不挣什么钱了,边民补贴、护边员补助都在涨。”塔米尔说道。

事实上,像斯姆哈纳村这样的抵边村边民的脱贫问题一直牵动着新疆各级主政者。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要求:多方共同努力,补齐突出短板,力争一线边民尽快脱贫。克州党委书记刘会军提出:确保全州抵边村的贫困户和护边员家庭率先脱贫,实现边民留得住、守得牢、能致富的目标。

阿克陶县占地6000亩的现代农业开发区,有全日光温室大棚2000座,有1000余户近3100余人受益。

旅游业让布伦口乡的牧民受益。《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 | 摄眼下,吉根乡党委书记钟梓欧计划利用“西陲第一乡”的独特优势,发展边境生态游,将富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一是开发特色农林牧副产品,比如风干牦牛肉、骆驼奶、雪菊、沙棘果饮品等;二是依托优美自然风光和夏季宜人气候,发展牧家乐,吸引旅客休闲观光;三是发展参与式牧区旅游,让游客感受护边员的一天、牧民的一天;四是利用毗邻边防派出所、会晤站的优势,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吉根乡曾经的贫困户马麦提阿散·阿马提汗一家的脱贫致富故事坚定了钟梓欧的决心。马麦提阿散在今年夏天开起了牧家乐,建了3座毡房,除了夫妻二人外,还请了两人帮忙,解决了4个人的就业问题。现在每天至少有两到三拨客人慕名而来,宰羊3到4只,每只羊平均消费1000元,周末游客更多。

“打造新疆边防万里长城,军队和兵团是固边的专业队伍,但是千万边民和护边员是兴边的主力军,生活富裕了才能确保边民不流失、守边不弱化。”长期关注民族地区的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徐平说。

有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更要内生动力

8月3日,记者见到克州党委常委刘春时,他刚刚结束两天的“贫困人口精准施策”调研。“克州太大了,只要到县里下乡就得两天时间。”

作为分管扶贫工作的常委,刘春的这个夏天,兴奋和压力并存。“目前从中央到自治区,再到州里,扶贫的顶层设计已经全部完善,各项政策已全部具备,克州迎来了实现脱贫的重大机遇。”刘春说,“剩下的就是大干实干了,再用不好(政策),对不起贫困人口。”

今年7月,扶贫开发成效被前所未有地纳入了克州各县市领导干部考核,州、县、乡三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签下了脱贫“军令状”。克州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龙明姬说,这意味着克州的扶贫由过去的“动员令”变成了“指挥棒”。

在6月14日举行的新疆推进克州脱贫攻坚富民固边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提出六条要求:第一,立足固边抓脱贫,抓好脱贫为固边;第二,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第三,把发展优势产业作为突出任务;第四,坚持不懈改善民生;第五,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第六,强化脱贫固边的支撑保障。

在这个被克州主政者认为是“脱贫总动员”的会议之前,4月22日—24日,张春贤三天沿边境线驱车2000公里,在克州就脱贫攻坚、富民固边考察调研。这是张春贤2010年到2016年主政新疆期间,6年内第六次在这个边防大州、战略重州调研。

“要把易地扶贫搬迁对象精准到贫困户”“做精特色农牧业和特色旅游业,建设人工饲草料基地,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扶持一批肉羊、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把增加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产业带动、创业助推、援疆促进、就近就地,多渠道促进贫困人口就业”“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为贫困家庭子女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坚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引导各族群众在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以上颇接地气的表述都出现在了张春贤的讲话当中。

克州将本地扶贫视为一场“脱贫攻坚战”。据刘春介绍,这次会议之后,克州梳理归类了自治区推进克州脱贫攻坚富民固边政策措施,制定了11项脱贫攻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特色产业带动、转移就业、易地扶贫搬迁、生态补偿、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民生改善脱贫、突破瓶颈制约、边境扶贫、现代文化引领、洁净农村)。

然而对克州这样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山区,在脱贫攻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都已明确的背景下,如何将柯尔克孜族“一诺如山”的忠诚和“不忘初心”的坚守转化为脱贫的原动力,在更深层次考量着基层官员“造血式”扶贫之道的执政智慧。

乌恰县副县长巴哈提·古丽曾担任吉根乡乡长,现在县里分管文教工作。“柯尔克孜族守土意识强,也比较安于现状。”古丽略带无奈地说,“县里的职业技术学校免一切费用,可还是招不满人。”克州党委党校讲师孙云凤则告诉记者,“易地搬迁也要因人而异,有些长期在高海拔山区生活的牧民,到平原地区反而身体不适。”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徐平认为,基层政府对社保兜底的“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没有压力。但那些非生存性困难、属“相对贫困”的群体,因病、因灾返贫多发。“如何提升他们自身能力,让贫困地区‘内生’出一条可持续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脱贫之路,是下阶段扶贫攻坚的难点和重点。”徐平说。

责编:陈惟杉 chenweishan@ceweekly.cn美编:黄河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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